9月2日的“石鼓书院大讲坛•书院寻道”第十场讲座上，衡阳市政协委员、市八中教研处主任周湖北作了题为《精神困境中的近代中国——儒学的尴尬处境》的讲学。在讲学中，周湖北将近代中国久乱不治归结于“没有一个文化、社会、思想的重心”，并对各个阶段的社会思潮的进行了分析。周湖北老师探讨各种思潮下的儒学尴尬处境，纠正儒学传统的偏差认识，实质上是展示出一张中国摆脱精神困境的“问题单”。

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随同鸦片大量涌入， “儒门淡泊，收拾不住”，许多先进的中国人第一次意识到以儒学为主体的古老中华文化的落伍，而把视野逐渐转向了西方文化。当然，这个过程是痛苦的、悲壮的。

周湖北老师认为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是地主阶级经世致用派，可以说他们是“开眼看世界”的一代人，儒家的济世情怀与士大夫的精神使他们成为应对变局的先驱者，也是困惑者。曾受过儒家教育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以颠覆儒学的方式闹革命，他不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不是儒者。他一知半解的拜上帝教，乌托邦式的大同革命迷思，激进的反传统的文化政策，在具有深厚儒学底蕴的江浙，无法得到真正的认同感，即对于他自己也摆脱不了自身精神困境。

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依此来应对变局。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更多的是割离。在洋务运动中，更多地是学习“声光电化”（科技）之学，更多地是追求“师夷长技以求富”（财富），这些都与传统文化价值观（中学）形成了矛盾 。洋务运动失败宣告了“中体西用”的模式破产，同时揭示出一条真理：文化是一个系统，是一个整体，那种不触动根本、不触动深层次文化内容的革新和改良，开不出医治中华民族痼疾的药方。

周湖北老师注意到，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间点，对于“过去”，总会有这样两种相互矛盾的心态存在；一方面，希望尽快摆脱“旧的”、“传统的”，尽快用“新的”、“现代的”武装自己，好像这样才能有更好的未来；另一方面，为了让“新的”更能站住脚，更有说服力，又要从传统中寻找根基，树立合法性，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因素，就同时体现在康有为身上。

康有为对儒家的立场的功利化运用，其实也可理解为他认为制度的变革和文化认同问题是可以分而治之的。这在学术思想上缺乏严谨性。一方面，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改造开新，固然要对社会政治变革作出呼应，才能显示它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但思想文化的改造和开新毕竟有它自己的深刻内涵和规律，它比政治上的变革更为复杂细腻，不仅需要历史责任感和政治激情，更需要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扎实的学问功夫。客观地说，维新派尤其是其代表人物康有为，并没有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严肃认真的清理批判。

在分析新文化运动再造儒学的运动的思路时，周湖北老师说：客观地说“西化”或“欧化”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错误，问题在于，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之类如何在中国生长？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有自己独特的河床和流向，棲栖在它周围的中国人千百年来汲取它的养份，太熟悉太习惯它的每一各特性！要使西方文化之流注入中国的河床并得到认同，必须熟悉它每一道曲折，顺乎它每一种脉络。同时，中国的文化之流延绵流淌千百余年，近代以来尽管步履艰难，落伍于时代，但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干涸，它的有益部分仍如涓涓细流，具有不竭的生命活力，“西潮”的汇入，没有理由也不可能吞没这股涓涓细流。

这两个问题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如陈独秀、胡适、辜鸿铭等都意识到了。却由于当时政治领域里斗争的紧迫，使思想家们在文化的再造方面没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因而着眼于传统文化的批判方面往往能够全部投入，而于建设方面则还无暇细想。

周湖北老师展示了一个当时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大文化名人的一个图表，其中还用了相当篇幅介绍了当时备受争议、并也被邀请在北大任教的辜鸿铭。然后，周湖北对中国人的精神作出了一种热情洋溢的阐述：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

一个半小时的讲学最终归于理性，周湖北老师综观整个近代，认为儒学始终未能在社会变革中逼迫中完成向近代形态的转化。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它在政治上的成功，给中国人带来了一次契机，但我们并没有把握好。摆脱精神上的困境、树立明确的民族文化观还是我们去做的一个重大课题。

讲坛上，周湖北妙语连珠，侃侃而谈，通过对中国近代历史事件的分析，讲述了中国古老的儒家思想以及近代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百余名八中学生和慕名而来的市民聆听了讲座，现场不时传出热烈的掌声。

衡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成新平主持了此次讲座。

　　据了解，此次讲座是“石鼓书院大讲坛•书院寻道”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中的重要一环，未来“石鼓书院大讲坛•书院寻道”还将为全市人民献上丰盛的精神文化大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