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遗腹，朱镕基的父亲名宽，字希圣，是个遗腹子，其父还没有见着他的面，就已去世。朱宽有兄弟6人，另有姐妹数人，他排名老幺。朱宽澍年少即博览群书，颇有抱负，他曾取屈原“世人皆醉我独醒”之意，自号“清醒上人”。

 　　朱宽　十多岁时，就染上了肺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种病基本无法医治。于是，朱家长辈决定给朱希圣娶亲“冲喜”。

 　　“冲喜”是当时农村的古俗，一般是男方家有人病危，急需有个内当家主妇，再就是希冀以结婚的大喜来冲刷晦气，让喜神驱逐病魔，以期让病人因此脱尽晦气而康复如初。朱镕基的母亲张氏，就是在这一情况下，匆匆嫁入朱家，从后来情况推断，时间应该在1927年末到1928年初。据朱镕基的堂兄朱天池回忆：张氏个头比较高，“长得很俊秀”。

 　　“冲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张氏怀孕后，朱希圣身体日渐羸弱，没等到孩子出生即英年早逝。1928年10月l日，当朱镕基出生时，她的母亲张氏也感染了肺病，无法给孩子喂奶。其时朱镕基的堂妹朱荔裳刚刚出生，伯父朱宽浚遂将镕　基接到家中，让妻子给他喂奶。

 　从没尝过父爱的朱镕基，与母亲相依为命。当时朱家长辈对孤儿寡母格外照顾，几位堂兄弟间也相处亲昵。那时朱氏长辈都喜欢唱京戏，每到闲时，叔伯兄弟便相聚一起，拉二胡、打锣鼓，唱功好的便一展歌喉。耳濡目染，朱镕基等几兄弟竟也无师自通，爱上了这一“国粹”，直至后来当上总理，朱镕基仍乐于在一些场合展示自己的京剧唱功。

 　　朱镕基跟大哥(堂哥)镕坚的感情尤其好，后来的交往情况，似乎也可佐证这一点：1998年，身在美国的镕坚90大寿暨婚庆60周年，朱镕基特意题词“金石不渝、百岁可期”，以资祝贺。这应该是“戒题词”的朱镕基，送给亲属的惟一墨宝。

 　　朱氏大家庭在朱镕基出生的时候，已经准备分家，此后不久，朱宽浚赴扬州工作，举家东迁，朱镕基母子分得的那份田产，便委托给“满伯”朱学方代管。

 　　不幸之事在朱镕基9岁多的时候再次降临，染病已久的母亲张氏辞世，朱镕基父母双亡，成了孤儿，朱学方负起了抚养他的重担。 性格之源父母接连撒手西去，对于一个不满10岁的孩童，无疑是人间惨事。据抚养他的朱学方老人回忆，家庭不幸，加上当时兵荒马乱的时代背景，悲惨身世使得朱镕基少年早熟、发奋努力，且养成了处世深沉稳重的性格。

 　　堂兄朱天池对朱镕基的性格养成也作过分析：他幼年与寡母相依为命，虽然族人颇为照顾，但遭受些白眼想来在所难免，而在少不更事时，孩童间的嬉戏，身材瘦弱的朱镕基也受了不少欺负。堂兄朱天池记得，当时和朱氏子弟住在一起的还有任氏兄弟，他俩十分顽皮淘气，常欺负朱家子弟，别的朱家子弟对他们都退避三舍，而朱镕基表现出倔强的个性，即使被打倒在地也决不认输。

 　　　或许正是由于幼年的苦难经历，加上此后求学的颠沛流离，使朱镕基感同身受，同情弱者贫者、反感仗势欺人、仇视为富不仁、痛恨贪官墨吏。后来身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为农民的穷苦泪洒宁边，为长江的溃堤九江掬泪……实有真情动，实有苦衷在。

 　　而在被问及卸任之后时，朱镕基说：“全国人民如果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点实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了!” 发奋读书 朱镕基小学先就读于“时中学校”，这所小学是朱氏家族兴办的私立族学。两年后，9岁多的朱镕基因母亲病故，就跟随“满伯”朱学方迁入长沙郊区，随后就读于崇德小学。1941年2月，朱镕基以优异成绩毕业，考入广益中学(后改为湖南师大附中)。

 　　据同班同学任俨回忆，当时读书条件很差，上晚自习，点的桐油灯只能照亮一边，于是约定每隔半小时转一次方向，因计时不准常起争执。在一边默读英文的朱镕基，起身挑出灯芯，两边同时点燃，光亮顿时加大一倍，矛盾也解决了，皆大欢喜。

 　　经常被人提到的，还有背圆周率的故事。任俨回忆是，朱镕基当时和他比赛，由同班同学周继溪担任裁判，结果任俨背了40多位，而朱镕基背了近100位，可见其超群的记忆力。

 　　沈谱成对这个“皮肤白净，气度沉稳”的同学印象深刻，他回忆到，朱镕基在班上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我们间为竞争第一名，曾封闭式相处，朱名列第一，我为第二，这在毕业证编号上尚可见之。

 　　朱镕基每科成绩都在98分以上，尤其是英语居然连《英汉词典》的部分内容都能朗朗成诵。同学杨开卷的数理化成绩不及朱镕基，为此，经常向其请教。而杨的国文成绩颇好，有一次在全校作文比赛中获得第二名，朱镕基很替他高兴，并提议：“这笔奖金，要他请客好吗？”几个同学高高兴兴吃了一顿。

　　1946年7月，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朱镕基作为公费生，转学到长沙省立一中，在这里做了一年的“插班生”，随后考入清华大学。

 　　当时一中每个年级为两个班，一个是文科班，一个是理科班，朱镕基选读的是理科班。在同学王海洲的眼里，朱镕基当时不怎么说话，主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组织能力和社交能力倒没有表现出来。英语老师郭昆很喜欢他，常常和他在讲堂上用英语对话。

　　在一中校史馆，保存有一封朱镕基写给同学胡兰吉的毕业留言，全文如下：“敬书数语与兰吉兄为别：人生聚散本来无常，偶然聚合便顷刻要分离，虽然遗憾又何必悲伤，命运难期，何处不能相逢？我愧无嘉言懿行足资兄助，但愿他日重逢，耿耿此心依旧，为兄一饮庆功酒。”

　　但这份留言只是一份复印件，原件一直被胡兰吉精心保存。1997年，一中庆祝建校85周年，胡兰吉特意从外地赶来，欲将原件捐献给学校保存，不料在长途车站，包裹却掉了，虽然多方努力，终于未能找回。 　　而关于朱镕基在一中的经历，还曾有过一些附会之言。如称其当时是学生领袖，曾率学生与校长斗争等。长沙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宋浚湘告诉采访的记者，他们曾作过走访，“实事求是地讲，朱镕基当时既不是学生干部，跟党组织也没什么联系。”宋主任告诉记者，“要尊重历史，告诉大家一个没有神化的朱总理。” 朱镕基的中学时代:能背圆周率到100位的沉默少年 这位“皮肤白净，气质沉稳”的少年同学让大家印象深刻，他“沉默寡言”，能把圆周率背到近100位，但“组织能力和社会能力”当时倒没怎么显现。

 　　小小年纪的朱镕基，当年发奋努力，最大的动因应该是他特殊的家庭环境，他想取得最好的成绩，来告慰早逝的父母以及抚养自己的伯父。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当时的奖学金，只有极少数的优秀学生才能享受。 族学启蒙 　　朱镕基小学先就读于“时中学校”，这所小学是朱氏家族兴办的私立族学，始建于1854年，先设在长沙市郊丝茅冲，民国二十七年迁入棠坡朱氏祖屋，其后又移址关山嘴，1990年定址和平村口107国道旁，该校校长蔡海波告诉记者，“时中学校现在仍是长沙县最好的小学。” 　

　朱镕基在时中学校就读这段时间，并没有留下任何资料，从后来上中学的时间来推算，他1941年13岁小学毕业，而当时的小学实行六年制，可以看出，他应该是7岁启蒙。但从朱家书香门第的习惯来看，朱镕基可能在更小的时候，即已开始接触书本，朱学方老人在后来的回忆中，就有朱镕基小时候读《水浒传》，背诵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情节。 转学崇德 　　在这里就读两年后，9岁多时，因母亲病故，朱镕基跟随“满伯”朱学方迁入长沙郊区，随后就读于崇德小学，这所小学解放后即停办，现在寻找起来，惟一的线索是校址在当时的长沙南区，这一区域现在划归天心区和雨花区，记者得到了两个区教育局的帮助，在多方打听下，得知这所学校位于天心区南门口大古道巷的“出入是门”附近(注：当时进出长沙南门必经之路，遂得此名)，但校址已经只剩下一块碑，学校湮灭在历史风尘中。

 　　2月28日，长沙市委方志处杨志强老人，帮助记者查阅了1934年出版的《长沙市指南》，书中有简略的记载：崇德小学，开办于1917年，属私立学校，创办人名叫刘伯衡。 　　当时的教育内容，与清末大同小异，规定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学校中设国文以及格致、博物等，民国之后新增了“党义”(或称“公民”，即政治课)、军训等课程。

　　至于教育的经费来源，已经有了一些改变，长沙市志中记载，民国时期，省政府除负责官立学校的经费外，对私立学校酌情予以奖励补助。朱镕基在族学中就读时，自然不存在学费问题，后来转至崇德小学，学费是如何解决，当时学校中是否设立奖学金之类，未能查证。 　　据朱天池老人回忆，当时朱镕基母子名下分得的田地，岁租可以有一两百担，“供其上学应该没问题。”真正的经济困难，大概发生在中学之后，日军侵入两湖，朱学方携家人避难，当时田产因无法带走，纷纷贱卖，朱家因此丧失了几百年来的稳定经济来源。

         考入广益 　　1941年2月，朱镕基以崇德小学优秀毕业生的身份，投考广益中学，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入初中一年级第39班，广益同样是一所私立中学，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禹之谟于1905年创办，原名“惟一学堂”，这所学校在当时的长沙首屈一指，社会上流传着“要学习、进广益”的谚语。广益中学解放后改为湖南师大附中，至今仍为长沙数一数二的名校。

 　　此时抗日烽火已燃遍大半个中国，武汉沦陷，长沙告急，市区内几乎所有大、中学校均已外迁，广益中学搬到了远离长沙的衡阳乡下，一个名叫常宁县柏坊乡大坪的地方。13岁的朱镕基，背上行李和书包，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 　　朱镕基的同班同学沈谱成回忆，从长沙到柏坊的路线，一般是先搭汽车或火车抵衡阳，然后乘船溯湘江而上，耗时在一天左右，学生们寒暑假才可能回家。

 　　广益中学当时的教学制度非常严格，尤其是期末考试颇有特色，沈老回忆，每到期末，各班各年级考试同时进行，但座位一律重排，在同一考场内安排有不同班的考生，同班学生穿插就座，以最大限度减少作弊。 第一号毕业证 　　湖南师大附中校史办曾作过一些走访，朱镕基的同班同学任俨提到，学生当时上晚自习，点的桐油灯只能照亮一边，于是约定每隔半小时转一次方向，因计时不准常起争执，在一边默诵英文的朱镕基，起身挑出灯芯，两边同时点燃，光亮顿时加大了一倍，矛盾也解决了，皆大欢喜。

 　　经常被人提到的，还有背圆周率的故事，任俨的回忆是，朱镕基当时和他比赛，由同班同学周继溪担任裁判，结果任俨背了40多位，而朱镕基背到了近100位，可见其超群的记忆力。

 　　师大附中保存的档案中，详细记载了朱镕基当时的成绩：在前五个学期中，共59科次的期末文化考试，其中100分的15次，平均93.8分，有三个学期名列第一。最后一个学期，朱镕基11门功课有7门获100分，平均96.27分，为全班第一。

 　　沈谱成对这个“皮肤白净、气度沉稳”的同学印象深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朱镕基和我在班上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我们间为竞争第一名，曾封闭式相处，现在想来，似有年幼稚气之感，初中毕业时，朱名列第一，我为第二，这在毕业证编号上尚可见之。”

 　　学习名次的竞争，当时还是相当激烈的，沈老告诉记者，每临近考试，同学们复习到深夜，十分普遍，宿舍当时毗邻校外的一家小餐馆，夜深饥饿时，可通过宿舍墙壁上一个孔，直接从餐馆买到宵夜，十分方便。

 　　当时的奖学金，只有极少数的优秀学生才能享受，广益中学当时的规定是，如果期末考试成绩列于前三名，则下学期可免交学费银洋两圆。这笔钱，约相当于现在数百元。

           湘西求学 　　1944年10月，初中毕业的朱镕基考入国立八中永绥高中分校，在湘西永绥度过了21个月的时光，一直到1946年7月才离开。当时从长沙一起去的学生共有十多人。

 　　永绥现已改称花垣县，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西北角，崇山峻岭、地势险恶，朱镕基为何来到偏僻的湘西求学？这与当时的战争形势紧密相关。 　　据有关资料记载，1937年12月，日军进逼，安徽芜湖、江苏南京相继陷落，安徽省教育厅于皖西山地设立临时中学，收容战区学生坚持教学。1938年12月，蚌埠失守，其后合肥、徐州均相继沦陷，皖西的7所学校数千师生，被迫西迁，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湘西，几易其名后，创立了国立八中，设立了11个分部，遍布湘西及川东各地，初期主要招收苏皖一带的流亡青年，到了中后期，则主要招收后方来的学生，其中湖南各地的学生占了很大的比重，朱镕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来到了当时日军不敢轻入的湘西。 　　同班同学杨开卷回忆，朱镕基每科成绩都在98分以上，尤其是英语，居然连《英汉词典》的部分内容都能朗朗成诵。杨开卷的数理化成绩不及朱镕基，为此，经常向其请教，而杨的国文成绩颇好，有一次在全校的作文比赛中获第二名，朱镕基很替他高兴，并提议：“这笔奖金，要他请客好啵？”几个同学高高兴兴吃了一顿。 生死之劫 　　湘西求学时，一件白色府绸衫是朱镕基最体面的衣服，但就是这件好一点的衣服，也险些被盗。 　　杨开卷记得是在暑假的一天中午，由于天热，几个留校的学生，将床铺搬到宽敞的教室休息，其时，朱镕基的白色府绸衫正晾在单人木架床的床头，一名窃贼蹑手蹑脚进来，想偷这件衬衣，窃贼并没弄出什么声响，朱镕基却一下惊醒了，一跃而起，大叫“抓贼”，并抓起桌上一只砚向窃贼丢过去，同学们被惊醒，有的挡门口，有的则冲上去抓贼，乱成一团。 　　在国立八中时，朱镕基的一次登台演出，也给很多老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戴振岳回忆，学校附近青龙村盛产黄杨木杆，同学们竞相以此制作二胡，每当晚饭后，校园里一声声：“一马离了西凉界”、“劝千岁杀字休出口”，京剧风靡。 　　朱镕基天生一付好嗓门，音色清亮圆润，几个同学于是商量一起排练《空城计》，朱镕基从“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一段段练起，一些本地同学还特意设法借来了留声机及唱片，供朱镕基模仿学唱，戴振岳则由拉二胡改操京胡为其伴奏，在唱段操练好后，又弄来脚本试排了几回，一个“业余剧团”就这样搭起来了。 　　“剧团”随后安排了一次到保靖的演出，戴振岳回忆往事，犹记得当时化妆，演员均需用长布带将眉梢往上“吊”，朱镕基天生剑眉，无需这道工序，化妆师为之称赞不已，而在剧中当司马懿退兵下场后，诸葛亮有一伸手捋去额上惊汗的动作，不知是天热还是初次登台，朱镕基下台后告诉同学“真捋下一把汗来了”。 朱镕基在湘西时，还经历过一场生死劫：当时霍乱流行，很多同学都被传染，由于营养不良和医疗条件差，不少同学死于此病，至今花垣县城东门外的小山上，还留有几十座坟茔。朱镕基未能幸免，染上了霍乱，几乎死去，但在吃了一个苗族老医生的苗药之后，奇迹般地痊愈了。因此当地人都认为：这个两代遗腹的伢子实在命硬。 　　湘西的两年生活，无疑给朱镕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2001年4月，他回到阔别50多年年之久的花垣视察，当年的文庙已毁于战火，而国立八中也仅存在过8年，朱镕基一路寻旧一路感慨，摸着当年的石狮子，他说了一句：“五十年一摸啊”。在朱镕基就读过的中小学中，花垣的母校，是他在毕业后惟一“回访”过的地方。 一中插班 　　1946年7月，随着抗日战争胜利，朱镕基作为公费生，转学到刚从七星街迁回长沙的省立一中，在这里做了一年的”插班生”，随后考入清华大学。 　　当时一中每个年级为两个班，一个文科班、一个理科班，朱镕基选读的是26班理科班，班上共有同学28人。 　　在同学王海洲眼里，朱镕基当时不怎么说话，他们同住一个宿舍，“二三十人，都是铁架子床，”王海洲坦言当时与朱没有过多的过往，“要是知道他要当大人物，应该多记点当时的事。” 　　同学沈雨随记得，当时“英语老师郭昆很喜欢他，经常和他在课堂上用英语对话”。 　　而在另一位同学颜家龙的印象中，朱镕基沉默寡言，“主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组织能力和社交能力倒没有表现出来”。 　　朱镕基当时的交往伙伴，主要是从国立八中一起转来的同学周继溪，周老因哮喘复发卧病在床，记者未能采访。 朱镕基上海铁腕治吏 1988年4月30日晚，上海电视台播出了朱镕基当选上海市市长之后的第一次讲话。讲话中，朱基提得最多的还是政府的“高效廉洁”。 　　朱镕基讲话播出后，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有的市民写信给朱镕基：“刹住吃喝风、受礼风，可不是容易的事情，您能扭转这种场面吗？您能重新恢复上海蓬勃向上的面目吗？”几年后的事实已做了有力的回答。 编者的话 　　“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迈上新的辉煌征程。任何艰难险阻都挡不住中国人民胜利前进的步伐。展望祖国未来，前景无限美好。”5日上午，朱镕基总理完成了他在任期间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里响彻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回首过去的5年，每次人大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朱总理或犀利或充满激情的话语总能给我们强烈的震撼，在这种巨大的感染力背后我们感受到的是总理无私无畏的人格和务实肯干的作风。3月6日，《南方周末》刊载《朱镕基》一文，披露了朱镕基的传奇身世、求学生涯、上海施政到就任总理的经历。本报今日在第7、14、16版摘登了其中部分文章，以飨读者。 从严执政 　　1988年6月，朱镕基在一次会上动情地提到了3000多封写给他的人民来信，并送给参会的正局级干部三句话：一要解放思想，投身实践，做敢冒风险的改革者；二要为政清廉，办事高效，做问心无愧的人民公仆；三要下放权力，深入基层，加强监督，善于协调，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手。 　　在朱镕基的提议下，上海市实施了建国以来一次从未有过的人事任免制度的改革。60位委办局主任、局长的任命由他亲自提名，并在市人大常委会上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之后，这些局长还要接受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当面质询，并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向得到任命的局长们询问上任后的施政方略，认可后再颁发任命书。 　　此举切断了许多“混混干部”得过且过、尸位素餐的“等、靠、要”幻想。 铁腕治吏 　　那些被委以重任的局长们很快就领教到了朱镕基的严厉。 　　上海的一位中高级干部回忆说，“在朱镕基担任上海市市长期间，没被他训斥过的中层干部几乎没几个。” 　　一次会议上，他让建委的同志汇报一下情况。那位领导可能是没有准备好，一时语塞。“你给我走，回去准备，下次再来。”朱镕基生气了。 　　被训斥的干部开始觉得这可能是他一时的气话，小心地打算坐下。“你坐下干什么？！我要你走，回去准备，你这就给我出去！”朱镕基厉声说道。在众人吃惊的表情中，那位大小也是个局级干部的官员红着脸离开了会场。 　　1989年5月，汛期将至，朱镕基对当时上海的防汛设施十分牵挂。龙华机场边上有一条机场河，因为河道两旁的违章搭建很多，对泄洪的压力很大。他打电话给徐汇区区长张正奎，问能否在汛期前将这些违章建筑清理掉。张正奎说：“有些我可以保证拆掉，但河道上许多仓库是市里的委办局搭建的，我无能为力。” 　5月17日，朱镕基带着市里相关单位的负责人，来到河边现场办公。他指着河道上那些违章建筑要在场的官员挨个表态，有人当场答应拆除，也有人讲困难。“没有什么困难！一个月内，全部拆掉！6月17日我再来检查。” 　　　此时，全国正面临着非常动荡的政治形势，区干部问张正奎：“市长应该不会来检查了吧？”张正奎说：“我知道他的风格，说来就会来的。” 　　6月17日一大早，张正奎坐在办公室里。果然，秘书很快打来电话说：“市长来了！” 　　在河边，当看到还有很多违章建筑没有拆除时，朱基立即将一些局、办官员叫过来，严加训斥，“再给你们一个月，不然，撤职！” 　　雷霆万钧！官员哪还敢再说一个“不”字。 重典治乱 　　1990年，上海一个叫“飘”的酒吧因为宰客被两名新加坡客人投诉到物价局。两杯威士忌，两杯柠檬水，一盘哈密瓜，正常的价格25元，老板却收了他们755元，此外两名陪酒女郎要了150元小费。物价局决定酒吧老板退还顾客800元，并对酒吧罚款2000元。 　　朱镕基看到上报材料，当即批示：“并告物价、工商、公安局，个体户和陪酒女郎的处罚太轻了，这样下去社会风气好不了，要罚就罚到他下次不敢再犯。” 　　拿到批示，几个部门商量怎么办。结果这个酒吧停业整顿30天，两个陪酒女郎行政拘留15天。如此这番，几个部门依然不敢怠慢，又联合多家单位，制定了一个个体酒吧和餐厅的制度。从那以后，上海的酒吧和餐厅的宰客现象得到了根本控制。 刹住吃喝风 　　群众对官员大吃大喝反映强烈。朱镕基率先制定了“四菜一汤”制，带头履行。 　　一位官员回忆：一次，市里在虹口区开会，由于参加会议的人员比较多，虹口区区长就在政府隔壁的宾馆借了个会议室。朱镕基的车到区政府门口，司机问会在哪开，值班的回答在隔壁宾馆。 　　朱镕基径直来到宾馆门口，对着迎上来的人说：“回去告诉你们区长，我是来开会的，不是来吃饭的！”然后扭头就上车打道回府。 　　区长心知市长搞错了，以为把他叫到宾馆来吃饭，赶紧打电话解释。“哦，是这样啊，那是我搞错了，我向你道歉，马上回来。”朱镕基接到电话后，立即调头回来开会。 强将无弱兵 　　浦东开发办的骨干大部分是技术型或学者型的干部。 　　开发办原负责人沙麟回忆，1991年4月朱镕基带领上海代表团访问法国时，他只开了个头，接下来我们都是用英语演讲，这给外国朋友的印象很好：他的手下个个能力很强。那次出访难住了中国几家媒体驻法国巴黎的记者，因为朱市长常常撇开翻译，用英语直接与法方人员交谈，这把许多只懂法语不懂英语的驻法记者急坏了。 　　沙麟感叹，在朱镕基手下工作的心情是兴奋而舒畅的，但又是紧张的。他对问题的了解十分深刻，无形中对下属汇报工作形成了一种心理压力，大家要准备充分了才敢汇报，官僚主义在他这儿是行不通的。 　　朱镕基自言当市长最大的体会就是：统一思想，从严执政。如果和和气气，吃吃喝喝，谁也不想得罪，那什么事也办不成。现在我们常常抱怨“大气候”不好，其实，“大气候”是“小气候”造成的。如果大家都来从严治理“小气候”，“大气候”就能改变。当前治理整顿需要我们从严执政，令出法随，不能讲一套，做又是另一套，必须扎扎实实抓。不然，有了好政策也没用。